重塑中国档案事业史:学科建设、教材更新与教学叙事策略研究

　　作者：王阿陶 卢嘉慧

　　摘要：在《中国档案事业史》出版30周年之际，通过问卷调查和相关数据分析指出目前中国档案事业史存在学科建设不足、教材老化等现象。因此，在学科建设方面，要对中国档案事业史学科内容结构的学理性特征进行提炼，对中国档案事业历史演进脉络进行时序性梳理，对档案学理论和知识框架进行逻辑性筑基，对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进行创新驱动，对本土与外国档案事业发展进行双向关照；在教材建设方面，要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而服务，中国档案事业史教材可以通过对具体史实内容的挖掘构建起“为国存史、为党管档、为民服务”的人才培养导向；在教学方面，要基于学科内容结构的学理性特征重新构筑中国档案事业史的教学叙事策略，并将时间与空间叙事、国家与个人叙事、中心与边缘叙事、历史与时代叙事相结合，实现中国档案事业史学科建设和人才能力提升的终极目标。

　　关键词：中国档案事业史；学科建设；课程教学；叙事策略

　　学科史可以被视为判断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1]。若以此维度来观察档案学的发展，可以看到目前存在两个现象：一是中国档案事业史①在档案学专业和学科体系建设中占据重要位置，但实际上研究成果在整个学科的占比极少②，正如蒋卫荣所言，“它（档案事业史）的学科进展与整个档案学成长并不完全同步”[2]，未能实现学科史的基础功用——滋养学术，驱动创新。二是目前学界对于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较广，但有关其对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功能等问题的研究却不够深入。曾有学者指出档案学的学科体系应有历史档案学[3]，或称之为档案史学研究[4]的一席之地。新增档案学的历史学科似乎已无必要，目前，作为高校档案学专业8门核心课程之一的中国档案事业史在受到各方冲击和课程压缩、转向的情况下，越来越呈现出式微的景象③，解决中国档案事业史自身的学科困境和教学困境已呈迫在眉睫之势。

　　1  问题探源：中国档案事业史之“老化”

　　按照张会超的说法，中国档案事业史是一门老课程了[5]。1949年出版的《中国档案管理新论》中专列“中国历代档案之概观”一节，但因“无专书参考，略而不详”。作者殷钟麒感叹“‘中国档案史’为未开辟之园地，须做最大努力之搜集，或可有成。”[6]1952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开办了第一期档案专修班，在翻译《苏联档案史》等书籍的同时，开始收集中国档案史的资料，而且该专修班附设了档案实验室与资料室，“资料室的提早建立，也为教学的需要特别是为中国档案史、中国国家机关发展史等课程准备了若干参考材料”[7]。1953年，傅振伦正式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中国档案史”“苏联档案史”等课程，并撰写完成了《中国档案史讲义》，中国档案事业史的学科和课程建设之路由此开始。除了高等教育以外，20世纪50年代在一些在职培训班中也设置有中国档案事业史的内容，并形成了讲义、讲稿。

　　2022年11月，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档案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档案学教指委”）颁发的《档案学专业课程教学要点（第二稿）》中指出“中外档案事业史”分为上篇“中国档案事业史”和下篇“外国档案事业史”。在随后列出的参考教材中，出版于30年前的《中国档案事业史》（周雪恒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94版教材”）是唯一一部关于中国档案事业史的教材，反映出目前中国档案事业史教材的极度匮乏。

　　2023年7—11月间，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对全国大陆范围内34所开设档案学本科专业的高校进行了问卷调查，从收回的29份问卷④可知，仍有26所高校师生在用“94版教材”，时至今日该教材已有30年未重新修订，而且该教材中引用的历史文献较多，对非历史专业本科生来说晦涩艰深，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些史实因新史料的发现与发掘亟待更新，一些学术论断已被学界推翻，一些基本常识性错误需要修正，且其他种类的档案涉猎较少，30年来我国档案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未能展现。此外，在调查中被问及是否可以取消中国档案事业史课程时，全部任课教师无一例外都认为不应取消该课程，并视该课程为“中国档案学根基所在”“（档案学）专业的根与（档案学理论）积淀的来源，必不可少”，可以让学生鉴古知今。但在29所高校中，有24所高校的中国档案事业史课程是单独开设的，有5所高校是与其他课程合上的，且学时安排与课程内容的丰富性不成正比⑤。由此可见，中国档案事业史作为档案学专业的核心课程虽地位重要，但其授课内容“老化”、课程内容分量较轻的现象⑥已经非常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档案学学术研究的推进与高校档案学专业人才的培养。

　　学科、课程和教材共同构成了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学科是课程和教材的基础，能为课程提供理论基础和教学素材，学科的发展直接影响课程教学方法、教学策略的选择，也影响帮助学生掌握和理解学科知识的工具——教材的质量高低。为促进学科发展，2014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依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档案事业史”举办了“中国档案事业史学科建设”学术讨论会，内容涉及该学科的设置历史与现状、学科发展思路与方向、研究重点等问题。这是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对于作为档案学分支学科的中国档案事业史进行系统研讨，此次会议之后，有关中国档案事业史的具体研究内容、教材编写与授课方式，以及与档案事业史密切相关的档案学史的研究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之中。但中国档案事业史这一学科的研究在内容的系统性、教学的致用性和叙述的学理性等方面仍较为薄弱。

　　中国档案事业史是一门学科，也是一门专业课程，同时还是教学内容。学科内容结构、教材培养导向与教学叙事策略将中国档案事业史的学科属性与教育属性紧密联系了起来。对此，笔者认为，对中国档案事业史学科内容结构和教材人才培养导向的学理性特征进行提炼，对教学内容的叙事策略进行重构，既是对以上问题的尝试性回应和解决，也是对中国特色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一种探索。

　　2  问题探解一：中国档案事业史学科内容结构的学理性特征提炼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八个相统一”的教学要求，第一条就是要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8]。根据目前学界的使用语境和惯常表述，笔者认为“学理性”一词既意味着对某一学科进行认识和研究的过程中所要秉

　　持的学术基调和理论根基，又可以视为对该学科进行学术价值判断的标准和阐释学科内涵的理性话语表述，其内涵是多元且不断扩充、与时俱进的。中国档案事业史这门学科所包容的内容具有很强的学理性特征。

　　2.1  对档案事业历史演进脉络的时序性梳理

　　中国档案事业史是对中国档案、档案管理、档案学术的产生与发展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并探求其规律以指导和引领未来的学科，其学科功用体现在为教学提供素材，因此，中国档案事业史的整体研究需要遵循一般事业史、学术史的路径。首先，按照时间线以古代、近代、现代为序，系统地展现中国档案、档案管理、档案学术的发展历程，阐述不同历史时期档案形态的演变规律、档案管理活动的特点和影响，展示档案事业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因素的互动关系，剖析档案管理思想的脉络与演进。其次，要在时序性梳理的基础上进行学理性挖掘，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探究档案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驱动和外部环境影响，尤其要对中国古代封建专制、近代资产阶级专政、现代民主政治形态对档案机构设置的影响中所蕴含的深刻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进行揭示，对不同历史时期档案工作的重点、档案事业取得的进步和存在的不足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价，在清晰展现中国档案事业发展轨迹的基础上，深刻揭示其演变和发展的逻辑与规律。这是中国档案事业史的学理性特征在历史演进脉络方面的表现。

　　2.2  对档案学理论和知识框架的逻辑性筑基

　　作为档案学分支学科的中国档案事业史，其最终建设目标是促进教学研究，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因此，其内容不能仅停留于对历史事实的还原和讲述，更重要的是能通过历史讲述来反映中国档案事业理论分析框架的系统性构建过程，并要以中国档案事业史为根基，帮助学生构建起完整系统的档案学专业知识框架，达到“以史为基开枝散叶”“由史及彼融会贯通”的境界，这样的理论和知识框架也利于学生循迹延伸、拓展视野，在此基础上再学习信息资源管理的相关理论和前沿知识。中国档案事业史对档案学理论和知识框架的逻辑性筑基主要包括基本概念、历史分期、主要内容、发展规律和档案工作价值判断5项内容，具体而言，要深入分析档案及相关概念的社会性认知与演进变化，解析档案事业史阶段的划分依据和标准，提炼不同历史时期的档案工作重点，分析档案工作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外围影响，剖析档案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进步与不足。

　　2.3  对档案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驱动

　　中国档案事业史虽然以档案、档案事业的发展、档案学的演进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其研究内容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包括历史学、文书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化遗产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可以说，中国档案事业史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交叉融合的典范。交叉融合的最终目标是要将档案史与其他学科有机连接，构建起学科间的互识、互见、互动、互融、互生关系，建立更加完整和立体的知识体系，推动多学科共同发展，绝非“去档案化”或“泛档案化”。因此，作为档案学基石的中国档案事业史就需要以其固有的结构体系作为限制性收束的边界，以避免在交叉融合中模糊了档案学的学科和专业特质，同时又要以各学科发展的基本史实、史料为触手，以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为创新驱动力，确保在遵循档案学学科发展规律、学术增长动力的基础上，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融合。

　　2.4  对本土与外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双向关照

　　梁启超曾指出，无论研究任何专史，都要看它放在中国全部占何等位置，放在人类全部占何等位置[9]。虽然近几年大多设置有档案学专业的高校响应档案学教指委的号召将原来的“中国档案事业史”改为“中外档案事业史”，融合了外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基本史实和理念，但仅就“中国档案事业史”这一部分而言，也要拓宽学术视野，将其置于全球档案事业的大背景中进行比较分析，将中国视角的世界档案事业发展和世界发展中的中国档案事业互为考察和关照，挖掘和不同文化和历史积淀下档案、档案管理工作和档案学术思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当前中国档案工作在文化传承、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独特做法，展现中国档案事业的独特性与优越性，更深入地揭示中国档案事业在全球档案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国档案事业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独特贡献。

　　3  问题探解二：中国档案事业史教材人才培养导向的学理性特征提炼

　　“94版教材”在梳理中国古代档案工作制度与机构、档案工作人员职能、档案载体形态与档案开发利用方式等基本史实方面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即“框架清晰、史料充裕”，但史实引用太多，且在学理性分析方面较为薄弱，教材修订或重编迫在眉睫。新教材需要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史实中挖掘学理性来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帮助学生树立起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传承和弘扬档案文化、推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使命感。

　　3.1  敦煌学研究的转向与档案工作“为国存史”的学理性特征

　　中国古代档案事业史中，封存于宋、西夏之际的敦煌藏经洞于清光绪年间被发现，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所谓探险家蜂拥而至，大批敦煌档案文献被盗掘至国外，一时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10]。“（敦煌档案文献）自发现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10]。然而，我国学者囿于大量敦煌档案文献流失海外，治学维艰。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出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现象，“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10]。幸得中国档案学及各学科学者奋起直追，通过建立敦煌博物院、敦煌文物文献数字化项目等，扭转了这一局面，形成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11]的新格局。新的国际研究格局的形成，源于现代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与开发技术为历史档案文献注入新生命，是新时期档案工作“为国存史”理念的深入践行。

　　3.2  档案管理体制的变革与档案工作“为党管档”的学理性特征

　　现代档案事业发展中，以1959年1月7日颁布的《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为例。该通知的出台背景是我国档案事业在初创阶段对苏联党政档案工作分系统的管理模式加以照搬，但经实践检验发现其并不适合中国档案工作，由此作出了重大调整和变革。该通知给我国档案管理原则和档案工作体制的调整带来了深远影响，因为“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保证了我国档案工作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贯彻执行能力”[12]，使我国的档案事业能够全国上下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步调一致快速前进。长期从事档案工作与学术研究的刘国能同志评价：“在世界上尚未发现哪一个国家有我们国家这样完整、系统、协调一体的国家档案事业体系。”[13]党政档案统一管理在世界范围内也能称得上是“极其独特的创举”[14]，这既是由我国政体的独特性决定的，也是中国智慧在特定政体下解决中国问题的体现。对该通知出台的原因，及其带给中国档案工作体系的深远影响，以及对这一独特档案工作体制后续多次调整的内在动因等加以归纳和提炼，正是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的学理性特征所在，同时也是档案工作“为党管档”的体现。

　　3.3  国民意识的养成与档案工作“为民服务”的学理性特征

　　近代档案事业发展史，以清朝末年档案的汇编公布为例。清末中央及省级政府机构主办了各类官报，用于刊布皇帝及政府的谕旨、批折、电报、奏咨、法律章程等，是清政府为了控制舆论不得已而为之，但却是千年来档案利用工作的一大变革[15]。“94版教材”中未能说明这一变革发生的政治原因，也未能将这一时期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档案公布的目的进行对比。近代西方思想的传入使得“国民”和“国民意识”一词逐渐出现在我国的政治领域。国民即意味着享有政治主权，而国民意识则表现为享有政治主权的主要形式——组建政府并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16]。知晓国情是行使政治主权的前提，民国初期南京临时政府创办了《临时政府公报》，它是南京临时政府专门向社会公布法令政策的载体，其目的是通过公布档案来培养国民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更将“传达政令、宣传政策、指导工作、服务社会”确定为各级各类政府公报的创办宗旨，将政务公之于众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在观念层面都成为应然之事。各级档案馆纷纷参与政务公开，开设“现行文件服务中心”等，这正是档案开发利用工作作用于社会文化建设、现代公民意识养成的典型方式，是档案工作“为民服务”的重要体现。

　　4  问题探解三：基于学理性的中国档案事业史教学叙事策略重构

　　教学叙事是学科知识的传播方式和理解工具，同时也是教材的活化和优化手段。凡言及文本书写必然会反映出一定的叙事方式，进而可以归纳为一种叙事策略。反之，任何一门学术史、学科史乃至独立学科的构建都需要叙事策略的支撑。因为任何一个学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所有、所知转化为语言和文字。学科史、学术史面对这一问题所要进行的思考更为关键和宏大。有学者认为“历史不再被认为是对规律的探询，而是对意义的解释”[17]。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认为：“‘历史’这一词本身是模棱两可的。它包括过去人类各种活动的全体，以及我们现在用它们所构造的叙述和说明。”[18]中国档案学学者胡鸿杰也注意到了叙事之于档案史研究的独特性：“这（档案史的研究）不但需要学术眼光，还需要叙述技巧”[19]。

　　中国档案事业史是一个复杂而颇具深度的主题，叙事策略的引进和重新考量意味着从全新的角度对中国档案、档案管理、档案学术理论进行史学观照。明晰叙事策略的目标，以及具体的叙事策略构建方式是其中关键，也是能够使中国档案事业史的研究和教学焕发生机的重要途径。

　　4.1  中国档案事业史教学中叙事策略的目标确立

　　使用一定的叙事策略将中国档案事业史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档案学的发展规律和特点等传授给学生，首先要明确的是用叙事策略最终要实现什么样的终极目标。对于史学家而言，在宏大的社会集体视野下，关注“起于青萍之末的风，成于微澜之间的浪”已成为普遍共识。对于教师而言，更重要的是通过知识的讲述、逻辑的推演、底层动力的挖掘、当代价值视角的评价等，构建起一种连接过去、现在与将来的通道，教会学生识别过去之因、归纳现在之果与预测未来之变的能力，这种叙事的基调，或称之为授课取径决定了应采取什么样的教学叙事策略。

　　而站在学生的角度，教师也需要重新审视授课模式，邀请学生共同参与课堂构建，将过去看似与自己相隔甚远的事件和人物连接起来，让学生以未来档案工作者的身份参与到历史事件中，或直接与历史人物对话，以激发学习动机和提高参与度。而叙事策略的得当运用能使学生“穿越”历史，在叙事所构建的“真实情境”中领悟历史的真实性和复杂性，习得批判性思维和历史思维，真正发挥中国档案事业史课程应有的育人功能。

　　4.2  中国档案事业史的教学叙事策略构建方式

　　作为一门有着70年历史的学科，通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围绕中国档案事业史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目前我国设置有档案学专业且开设“中国档案事业史”课程的高校大都用“94版教材”，其距今已有30年未修订。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共有150余部有关中国档案事业史、历史文书的专著可以作为高等学校中国档案事业史课程的教学辅助材料。主题上，它们以中国档案史、档案事业史为主，涵盖档案学史、档案管理（制度）史，既有专门档案史，又有少数民族历史档案。时间跨度上，上至汉朝，延续至清朝直至现当代。将这些专著与教学叙事策略相结合，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活化中国档案事业史的教学。

　　4.2.1 时间叙事与空间叙事相交织

　　时间和空间是观察事物发展、认识世界的两个重要维度，中国档案事业史的教学要以时间和空间作为观测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横轴和纵轴。时间叙事方面，以“94版教材”为纲，展现中国档案事业在不同历史时期直至当下的发展脉络，挖掘中国档案事业对国家治理、文化传承和社会记忆构建的重要作用；空间叙事方面，要将空间作为纵轴，从地域、制度、文化等多个层面探讨中国档案事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可以使用《清代巴县婚姻档案研究》《太平天国公文研究》《政治秩序与行政效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文制度研究》《民国时期档案法规研究》《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社会文化探源》等专著展示中国档案的地域特色、意识形态表现和文化影响力。尤其在关键时间节点，如朝代变更前后，或生产力有重大突破时，选取重要的档案工作事件、人物进行重点分析，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书档案工作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工作纪实（1949—1981）》等，展示档案事业受社会发展演变、王朝更迭、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和体现。

　　4.2.2 国家叙事与个体叙事相融合

　　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既往的历史叙事偏重于重大事件或精英群体对于历史的推进。而档案事业史则因其是专门史而应该有不同的叙述路径——既要注重国家叙事又要聚焦个体叙事。国家叙事又称民族叙事，“就是站在时代全局的高度，从现实社会和过往历史的存在中，选取有关国是大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和价值的题材进行叙事。[20]古代中国档案事业史基本以王朝变更前后档案的损毁与保存为观察视角，以官僚体系的变更作为档案工作调整的原动力，以生产力发展带来的造纸术、印刷术等技术的改进带动公文、档案传递、保管方式的变化为主。但既往教材中的古代史部分并未将国家和民族叙事放在显著位置，在历史长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原文明及中华民族的重大发展事件未能与档案事业的发展演变连接起来。而有关历代专门档案、档案具体业务环节的专题研究可以弥补这一缺失，如《明代黄册研究》《清朝则例编纂研究》《民国时期档案法规研究》《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档案制度变迁研究》等。个体叙事作为国家和民族叙事的重要补充，和国家叙事共同组成了更为完善的叙事系统。中国档案事业史的个体叙事更聚焦于本专业、本学科领域内与国家大事、要事相关的小事件，这种差异化的角度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真实的社会情境，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档案工作发展的曲折历程，突显“小岗位”“小专业”在国家发展中的大作用，明确档案工作者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职责。目前，相关见微知著的研究成果已然成为史学研究的另一个取径，如《清代乡土社会民事纠纷民间调处机制研究——以诉讼档案、契约文书为中心的考察》《清代中国的外政秩序——以公文书往来及涉外司法审判为中心》等。与图书馆界的《中国图书馆人物口述史》相比，档案学领域的个人口述史尚付阙如。但作为档案事业发展见证者的《情难却：人情•国情•档案情》《光荣时刻 新中国档案事业发展亲历》和《叩访档案》可以视为“小”人物的视野。

　　4.2.3 中心叙事与边缘叙事相转换

　　中心与边缘始终是相对的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不同的社会种群对于档案事业发展中的中心与边缘会有不同看法。而且中心与边缘在一定的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因此，探讨中心叙事与边缘叙事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档案事业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展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包容并蓄。首先，使用传统中心叙事方式介绍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档案工作的发展历程，使学生对档案工作发展主线有一个基本了解。其次，逐渐引入边缘叙事的内容，如少数民族档案、女性（女书）档案、地方特色档案，以及公文档案以外的民间契约、手稿、日记、书信等，以边缘叙事补充中心叙事的不足。《中国民族档案学专题研究》《西南彝族历史档案》《傣族历史档案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管理学》《藏文历史档案研究》无疑是边缘叙事的集中代表，可以提供一定的视角转换，通过个案来透视中国社会的多元格局与统一模式。此外，满文文书与档案、西夏文书与档案也是补充边缘叙事的重要材料。在传统的历史档案载体——简帛和纸张之外，还可以引入金石档案以及其他特殊载体对档案的介绍。授课过程中教师可以发动学生参与共建，鼓励学生从边缘视角补充和修正传统的中心叙事。例如，可以邀请少数民族学生或对民间档案、少数民族档案有兴趣的学生分享他们的发现和见解，组织学生进行比较和对话活动，以探讨中心叙事与边缘叙事之间的异同。通过比较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档案事业发展历程，使学生体悟到档案中边缘叙事的价值和意义。

　　4.2.4 历史语境与时代立场相结合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21]这表明不存在能够超越现实的对于历史的叙事，即对于历史的解读无法摆脱当代之价值标准与当代之话语桎梏。历史语境既强调历史的一般性，又不忽略历史的特殊性。中国文治统一政府中公文运转与档案管理的特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在文书和档案中留下的独特烙印都是构成中国档案事业史历史语境的要素。中国档案事业史有着鲜明的历史语境，即档案的变化、档案工作的发展、档案认知及理论的构建，都有着特定的历史落脚点。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需要将这些变化和发展还原到历史场景当中，摈弃当下的评判标准，用当时的社会语境加以理解和释读，才能客观公正地评判观点的价值高低、进步或倒退。最典型的当数民国时期对档案进行整理、分类的研究成果，如《整理升平署档案记》《清代档案分类问题》，再如《档房论史文编》是20世纪80年代具有显著时代话语特点的论著，也是需要站在作者所处的具体情景和文化语境中，对其中所述档案与档案管理工作的观点加以审视。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学术研究“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的时代立场也可以表述为中国场景和中国需要——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党和政府、人民对于档案、档案工作和中国特色档案学的需求。中国历朝历代的档案管理对象以官方档案为主，档案工作主要履行国家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档案工作职能逐渐转向。《国家基本专业档案目录》的出台首次正式提出为了满足各项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这意味着档案工作转向履行社会职能。在此召唤下，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中时代需要和中国需要的取向进一步凸显。如《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创建》正是对这样一个肩负着时代使命的档案学的历史回望，从内在观念建制和外在社会建制双向视野对档案学的发展进行考察，从而提炼出档案学的学科发展与社会演进之间的有机联系。《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社会文化探源》则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4个层面探寻中国档案事业的历史与现状，预测其未来发展的源流与走向，并探索其发展规律与深层动因，寻绎其中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底蕴[22]，以上是档案事业对于时代需求的积极回应。

　　5  结语

　　1987年，吴宝康在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历史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指出：“它（委员会的成立）表明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历史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对档案史的研究还是对档案事业史的研究，从内容上说都是基础理论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档案学史的研究更具有丰富和发展档案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成为基础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23]1993年中国档案学会各委员会进行调整，“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历史学术委员会”分设为“档案学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和“历史与教育学术委员会”。在中国档案学会第五届理事会调整中，“历史与教育学术委员会”不复存在，但相关的议题和工作纳入“档案学基础理论学术委员会”之中，历史命题之于中国档案学会的影响似乎逐渐淡化，也反映出中国档案事业史在档案学学科中的角色逐渐模糊。然而，“中国档案史，或称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这是一门档案工作的专业史，是档案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科学科目。”[24]中国人民

　　大学档案学专业的梁继红老师也曾在某次学术讲座中指出，“如果我们缺乏对自身发展历史的深刻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就缺少了解锁创新的密码”。学理性特征挖掘与叙事策略重构只是中国档案事业史学科建设与教育教学中的一小部分，却也是影响该学科发展和教育行进方向的重要一环。希冀未来研究在从宏观上凝练主题和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更多从时代发展需要和学科发展进步等多个方面对中国档案事业史的微观方面给予更多关注，进一步激发学科史和专门史在档案学学科构建和教育教学中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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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丁晓原.何建明:泛政治化的非虚构叙事[J].当代作家评论,2011(5):157-165.

　　[21]丁钢.叙事范式与历史感知:教育史研究的一种方法维度[J].教育研究,2009(5):37-41.

　　[22]吴荣政.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社会文化探源[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8:1.

　　[23] 吴宝康.吴宝康在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历史学术委员会成立会上的讲话[J].档案学通讯,1987(6):16-18.

　　[24]吴宝康.三十年来我国档案学的研究及其今后发展（续）[J].档案学通讯,1981(3):4-23.

　　注释

　　①有部分学者如查启森认为中国古代未形成档案事业，因此应以“中国档案史”取代“中国档案事业史”（见：查启森.为“中国档案史”正名［J］.图书情报知识，1991（3）：60-61，52）。中国大百科全书（网络版）中无“中国档案史”一词，对“中国档案事业史”一词的释义为：“档案学分支学科，以中国档案，档案管理，档案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为研究对象，总体上可分为中国档案史、中国档案管理史和中国档案学史三个专题史”，其涵盖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与本文所指相同，故本文采用“中国档案事业史”的称呼。

　　②以中国知网为例，其中有关中国档案史、档案事业史、档案学史的论文约500余篇，占档案学全部论文的比例为4%（检索日期为2024年1月13日）。

　　③根据2023年笔者对全国29所院校中设置“中国档案事业史”课程的相关数据得出。

　　④34所开设了档案学本科专业的高校中，共有31所高校返回了调查问卷，其中2所高校未开设中国档案事业史课程或未设置相关教学内容。因此相关统计数据以29份问卷为依据。此外，有少部分高校开设的课程名称为“中国档案史”。

　　⑤单独开设的课程中最少的仅有10课时，合并开设的课程中中国档案事业史部分最少的仅有8课时。

　　⑥2018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对于档案学专业的国家标准予以规范，其中在专业课程体系内容与结构中规定了8门专业课程，其中就包括“中外档案事业史”，由此，开设了档案学专业的高等学校纷纷将“中国档案事业史”课程更名为“中外档案事业史”，增加了外国档案事业史的部分。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构建高活力型学研社群提升档案学本科学生学研能力的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SCU10345）。

　　【作者简介】王阿陶（1981—），女，汉族，陕西榆林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档案学、档案事业史；卢嘉慧（2000—），女，汉族，四川乐山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档案事业史。